1959年6月。
兴安岭西麓草甸。
太阳还未露头，露水早已被旱气蒸干。
驷马河故道里的砂石已经烫得几乎能煎熟蚂蚱。
王大彪站在驷马河故道的土岗上，手里的铁皮喇叭筒结着层白碱。
那是连日来汗水蒸发的痕迹。
“各队听令！”
他扬起铁皮喇叭筒，喊出的每个字都带着土腥气：
“今日任务：挖通主坝基，每人至少三立方！”
三百名社员从地窝子里鱼贯而出，脚踩在开裂的土地上，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脆响。
打头的是老兵组成的“钢钎班”，每人肩上扛着根碗口粗的木杠，杠头包着铁皮。
中间是清一色的精壮劳力，腰间系着用草绳编的“大力带”，手里的铁锹头磨得薄如刀片。
最后是上了年纪的“后勤组”，推着独轮车，车斗里装着满满当当的窝头，或者水壶。
窝头是炊事班用麸子掺着野菜蒸的。
周维桐夹在人群里，白衬衫早已变成土黄色，胸前别着的钢笔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根削尖的柳木棍。他昨晚用草茎编了个简易的土壤筛子，此刻正挂在脖子上晃荡。
“王科长，”
他追上前面的迷彩服背影，
“砂礓层的硬度超出预期，得调整爆破间距……”
“行！你说咋调酒咋调。”
王大彪头也不回。
正午的日头把砂礓晒得发烫。
周来顺的虎口被震得发麻，低头看时，镐头刃口已卷成麻花状。
“这哪儿是挖土，分明是跟石头打架！”
他骂骂咧咧地从腰间扯下酒葫芦。
却发现里面只剩半口盐碱水，仰头灌下时，喉结滚动的声音盖过了镐头撞击声。
周维桐蹲在测量标杆旁，用柳木棍戳了戳脚边的土块。
表面的浮土下，是层叠的砂礓石，小的如拳头，大的似磨盘，彼此嵌得密不透风。
他摸出用牙膏皮卷的土壤湿度计，插进石缝里。
三分钟后，纸条仍干燥如初。
“渗透系数超过8米\/天。”
他对身旁的王大彪说，“必须全部挖除，换填黏土。”
王大彪盯着周维桐磨破的袖口，那里露出半截烧伤的疤痕。
他转身从工具堆里翻出把新镐头，木柄上还沾着林场的松香：“试试这个。”
周维桐接过时，发现镐头刃口闪着冷光，显然是用废炮弹皮重铸的。
运土的汉子们排成两列长队，从取土场到坝基，绵延近千米。
他们用草绳将裤腿扎紧，却挡不住砂土顺着裤管滑进鞋里，磨得脚踝生疼。
李满仓的扁担两端各挂着个柳编筐，筐沿勒出深深的凹痕。
“上工前称过，每筐能装八十斤。”
他咬着牙说，“老子一顿能吃五个窝头，还扛不动这点土？”
筐里的黏土混着碎石，每走一步都簌簌掉落。
挑到第三趟时，李满仓的肩膀渗出血来，蓝布褂子洇出两片深色。
旁边的丁大山见状，默默摘下自己的草帽，垫在他的扁担下：
“省点力气，留着晚上啃窝头。”
正午的日头最毒，工地上架起的木架吊着木桶，里面的水早被晒得温热。
社员们轮流用葫芦瓢往嘴里灌，水流顺着下巴滴在胸口，在尘土上烫出深色的印子。
周维桐的断腿眼镜滑到鼻尖，他伸手去扶，却不小心碰翻了装土壤样本的搪瓷盆，砂土洒在刚铺好的黏土上。